汪精卫简介资料(大汉奸汪精卫人生的两面性)



01

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大汉奸汪精卫人生的两面性,或叫双重人格。我们都知道,汪精卫年轻时有一次惊天动地的经历,那就是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这次刺杀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埋炸弹时被人发现,导致功亏一篑。汪精卫被捕后,与同时被捕的黄复生争当主谋,决定赴死,并留下了死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是何等豪迈!


历史的喜剧化在于:两人想死却没有死成——如果换到前清,足够凌迟与诛灭九族了。看来,时代当真有所不同了。

主管这起爆炸案的肃亲王善耆亲自看了他们的供词,对汪精卫的才华尤为欣赏,加上清廷也怕引来更多革命党抱着炸弹来报仇,于是摄政王听从善耆的建议,改处死为终生监禁。

后来,武昌起义爆发,汪、黄二人获释,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其间,不过两年左右而已!

那时的汪精卫,确实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如果一直保持这种气节,或许他就不会当汉奸背上千古骂名了。

然而,历史就这么戏剧化!


02

汪精卫1903年赴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了同盟会,认识到必须以革命方式拯救国家和民族。1905年,汪精卫拜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很欣赏汪精卫,多次对他委以重任。

汪精卫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

武昌起义后,汪精卫被袁世凯释放,欠下袁世凯一个天大的人情。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担任临时大总统,汪精卫以避免流血牺牲为理由,劝孙中山让位袁世凯。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汪精卫自认为革命事业已经完成,于是和陈璧君结婚,并承诺终生不再从政,之后和陈璧君一起到法国留学。如果真是一去不回,也没有后面的什么事了。

他怎知道,大革命的风起云涌才刚刚掀开第一页呢?

袁世凯称帝,遭万人唾骂。孙中山宣布讨袁,并要求汪精卫回国协助自己。汪精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看来,他的政治情怀一点儿都没有泯灭。


1921年,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元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汪精卫成为孙中山秘书。此时的孙中山,确实有意把汪精卫当做自己接班人来培养。

1925年,孙中山去世,临终前定汪精卫为接班人。此时的汪精卫,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与执行者。

是年,汪精卫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长,成为实际上的一把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他组织10万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


风云突变,蒋介石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疯狂屠杀汪精卫亲信。

汪精卫的妥协与投机性格初次展露,他没有选择与蒋介石做坚决的斗争,而是选择出逃法国躲避。

他出逃法国也并不是远离政治斗争,而是审时度势,一直于蒋介石明争暗斗,甚至各立政府。

1931年,汪精卫第二次觉得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自我妥协,成为国民政府副总裁,屈居蒋介石之下。蒋介石主管军事,汪精卫主管政治。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汪精卫的投机性与妥协性,以至于他后来叛国投敌成为汉奸,也不足为奇了。


03

虽然汪精卫曾经劝孙中山退位是为了平息战争,减少流血牺牲;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他逃离到法国,称自己是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国民党分裂”,但实际上他并不甘心失败,随时准备取代蒋介石——因为在他心里,自己才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自己才是合法的国民党主席。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妥协理解为贪生怕死,理解为暂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此一时彼一时”,还可以理解为变化无常。这跟当初那个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青年汪精卫已有本质不同。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逃越南,发表“亲日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汪精卫的投日,他老婆陈璧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不满意丈夫汪精卫久居蒋介石之下,极力鼓动汪精卫另开局面。然而最不饶恕的是,他们竟然采取了这种丧心病狂、置国家民族危亡不顾的“掌权模式”,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

陈璧君为了取媚于日本,厚颜无耻宣称:“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陈璧君的权力欲望很强。当时有人建议,让汪精卫干脆劝蒋介石参加对日和谈。陈璧君竟然说:“难道汪先生做汉奸也要排在蒋介石后面吗?”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的8月,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在汪伪政府中,陈璧君任中央监察委员。

当然,汪伪政权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就在抗日的枪炮声以及亿万人民的咒骂声中覆灭。但它给民族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却是巨大的。以至于汪精卫死后坟墓都被炸平,陈璧君则死在人民的监狱里——算是万劫不复了。


4

纵观汪精卫的一生,他有着许多截然相反的面目:他曾似乎是一个对权力“无所恋者”,却又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对权力展现出了极度的热情;他曾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却又在“七一五”后成了反革命者;他曾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却又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研究者认为,汪精卫的前后矛盾变化,与他的性格有着特殊而密切的联系。汪精卫并不缺乏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但他却缺少坚定的信念与坚贞不屈。他是一个折中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又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家,软骨头,这让他一遇到困境就妄图以妥协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对抗日战争的牺牲恐惧与悲观绝望,是导致他叛国投敌的根本原因。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曾命令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然而两人并未听从汪精卫的命令,这让汪精卫非常恼火。但是汪精卫并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强横处理这一事件,而是先以看病为由离开了广州,以“责己不责人”为名辞职。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汪精卫多次将这种“责己不责人”的处事态度当作人生准则与政治信条,造成政治生涯的失败。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再次回到政坛,然而当张学良拒不执行向热河出兵的命令后,汪精卫再次以看病为由去了德国。汪精卫罔顾一个政治领袖应当肩负的责任,屡屡“出亡”,实在是不配其位。


这一点儿,他比蒋介石差远了。

对此,陈立夫毫不客气批评:“书生义气,难成大事!”陈公博则更尖锐:“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堪大用!”

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当汉奸之前或之后不“瞻前顾后,遇事则出亡”呢,不然或许还有药可救?也许他觉得机会已尽,要“亡命一搏”,或许只为证明给陈璧君看?

不管怎样,他最后都是误入歧途,“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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