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品论社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圣人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宗教、引进新神祇、腐蚀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于雅典广场上的公共法庭上接受公开审判。
参与对苏格拉底的审判的，是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500名陪审员，他们将根据控诉人的控词和苏格拉底的辩护进行投票表决，最终以多数人的意愿，决定苏格拉底的命运。
第一轮投票，针对的是苏格拉底是否有罪，倘若苏格拉底被表决为有罪，则进行第二轮投票，表决应该对苏格拉底实行何种刑罚。
两轮投票之后，苏格拉底被判决为有罪和死刑，过半数的陪审员认为苏格拉底有罪，而认为苏格拉底应该被判处极刑的陪审员比例竟然接近八成。
实际上，大多数史学界的观点都认为，苏格拉底本不至于在这场审判中遭受到如此一面倒的判决，当时的苏格拉底，正值个人威望巅峰期，就连在参与表决的陪审团内部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他的忠实支持者。
但在这两轮辩解中，苏格拉底的表现令人费解，他仿佛放弃了辩解，反而在法庭中央滔滔不绝地大谈他那被视为异端的政治思想，他提倡专家治国论，高声反对直接民主，乃至大肆抨击当时雅典正盛行的抽签选举法，这对于标榜民主自由的雅典城邦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挑衅，众怒难犯，最终陪审团中的支持派和中立派纷纷倒戈，投出反对票，最后，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在一众弟子面前饮鸩而死。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亲是一名雕刻匠，母亲是一名助产妇。苏格拉底出生时，希波战争(希腊–波斯)已经接近结束，波斯帝国的三次入侵均被希腊联军击退，希腊城邦的国家文明和制度得以保存，雅典一跃成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控扼东西方世界文明交流通道。
苏格拉底青少年成长时期，正值雅典著名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当政的时代，史称伯里克利时代，又称为雅典黄金时代，是古希腊的全盛时期。在这数十年里，希腊雅典空前强大，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均处于极盛时期。
苏格拉底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的盛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是幸运的。
苏格拉底青年时师从普罗泰戈拉、普罗迪科斯、狄奥提玛等古希腊智者，也曾接受阿那克萨哥拉派、爱利亚学派、奥尔斐秘教及毕达哥拉斯派等哲学流派的影响。
到中年时，苏格拉底已成为雅典最声名远扬的智者，他知识渊博，且善于辞令，吸引了大批崇拜者，当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
苏格拉底在当时雅典年轻人中享有极高威望，渊博的学识和发人深省的哲学思想让苏格拉底深受雅典年轻人们崇拜和爱戴，大批年轻人拜入苏格拉底门下，当中就有同为古希腊三贤的柏拉图，以及古希腊最伟大历史学家之一的色诺芬。
苏格拉底在教导学生时，并不将理论知识直接教授给学生，而是通过让学生就某个事物或事件提出问题，然后一步步引导学生思考、讨论、问答而最终得出答案和结论。
这种教学方法又被称为“苏格拉底问答法”，这是一种自始至终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进行的讲学方法。
这种对话式的教学模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哲学圣贤，中国的孔子，和他与学生的对话语录《论语》。实际上，有许多东西方学者会把苏格拉底与中国的孔子相提并论，不得不说，两位伟大哲学家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分别是东西方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先贤，他们在各自的文明世界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东西方文明的精神先驱。
苏格拉底和孔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相比于孔子，苏格拉底的晚年境遇要不幸得多。因为对雅典当时的政治体制和宗教有异议，七十岁的苏格拉底被民主派贵族诬以反对民主、煽动青年、亵渎神灵等罪名，最终，在雅典广场的公开审判庭上，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在一众学生面前饮服毒酒而死。
作为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以及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的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学界通常把古希腊哲学史划分为前苏格拉底时代和后苏格拉底时代，把古希腊哲学流派分为前苏格拉底流派和后苏格拉底流派。
有一种更通俗的说法认为，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主要思考探索的是“世界的起源和本质”，而在苏格拉底之后，受苏格拉底影响极深的哲学家们思考探索的变成了“自我的起源和本质”，从“世界”到“本我”的跨越，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
在政治上，苏格拉底推崇“专家治国论”，他认为各行各业，小到纺织羊毛，大到治理国家，都必须要由具有专业行政知识和执政能力的人来管理，因此，他对当时雅典推行的民主制度持强烈反对意见，更准确地说，他反对的是当时已经陷入低效无序的雅典公民直接式民主制。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迈进了一个新阶段，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扩大公民参政范围，提高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等公民组织的权力地位，剥夺战神山议事会（贵族会议）的政治权力等，伯里克利让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达到顶峰。
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改革，创造了雅典的黄金时代，雅典人将雅典的空前强盛归功于民主政治，而这个时候，当苏格拉底不合时宜地提出异议时，反对的声浪开始大肆攻击这位本来备受尊重的哲学家。
在当时的雅典，民主制度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正确”，反“政治正确”，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作为雅典最享誉盛名的智者，苏格拉底自然有这样的勇气和自信，他未必是唯一一个反对民主的，但绝对有着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理论。
在标榜民主的雅典，苏格拉底的“反民主”理论虽然也赢得了一部分年轻人的支持和推崇，但群情汹涌的雅典市民最终还是将苏格拉底送上了雅典广场的公开审判庭。
雅典监狱里，行刑的日子到了，与一众学生、友人道别后，苏格拉底镇定从容地喝下毒酒，平静地走向死亡。
苏格拉底的死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并不仅仅在于他为了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而以身殉法，更是在于，作为一个反对直接民主的人，最终却死于民主表决式的审判，这仿佛是一个残酷的黑色幽默。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苏格拉底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支持和反对的争论从来没有因为苏格拉底殉难而停止，争论的其中一个焦点就在于，雅典的民主政治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与现代政治语境中的“民主”存在极大差别，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奴隶制度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二元体制，因此又被称为奴隶主民主制。
本质上，当时的雅典城邦，包括整个古希腊世界，都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极盛时期，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只有成年男性公民录有参与民主的权利，而妇孺、外邦人、奴隶则被排除在外。
据史料记载，极盛时期的雅典城邦总人口超过四十万人，但其中真正具有民主政治权利的成年男性公民只有六万人左右，而奴隶人口数量却接近二十万。
很显然，雅典的民主只属于少数人，其本质依旧是贵族政治。
雅典民主政治的另一个缺陷是低效。
雅典式民主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被誉为人类民主政治之发轫，但其实雅典民主政治一直缺乏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程序和体系，其行使民主政治的途径和方式甚至显得有些幼稚和粗陋。
雅典民主政治实行直接民主制，采用的是最简单直接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公民大会、五百人大会和陪审法庭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三大主要权力组织，简单来说，公民大会负责决策，五百人大会负责执行，陪审法庭负责司法。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大会在进行民主决策时，主要是依靠举手和呐喊声来进行表决，这样的操作程序显然过于简单粗暴了些。而在选举制度上，由于程序的落后和制度的不完善，同时受极端民主的影响，雅典的各级官员以抽签和轮替的方式向全体公民开放，也就是说，政府官员的选用是凭运气而不是凭能力，结果可想而知。
低效、无序必然会导致混乱，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政治难以避免的缺陷，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西西里争夺战。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期，深陷战争泥沼的雅典撕毁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在野心勃勃的将军亚西比德的煽动下，公民大会表决通过了入侵西西里的决定，这一草率决定所引发的西西里远征战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灾难性转折，西西里岛上的惨败让雅典损失了几乎全部的陆军和海军舰队，雅典黄金时代也随之彻底落下帷幕。
而苏格拉底的悲剧，更是在向人们控诉着雅典式民主的又一个弊端，那就是“多数人暴政”。
所谓“多数人暴政”，指的是在极端化民主的作用下，为了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
苏格拉底被控以反对民主，藐视宗教、腐化青年，最终被判处死刑，因价值观的不同而受到公审判决获罪，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多数人暴政”。
群体行为的情绪化、低智商和盲目，在19世纪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著作《乌合之众》中有更深入的论述。
苏格拉底殉难时，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结束，战争的惨败终结了雅典黄金时代，而苏格拉底之死，从此成了雅典民主政治史上的一个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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