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最著名的皇帝是孝文帝元宏，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至洛阳，全面推行改汉姓、断胡语、改官制等一系列汉化政策，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达到高潮，孝文帝元宏成为胡族皇帝中最有名气、最受推崇的一位。
出身鲜卑族的元宏，之所以能在汉化之路上走得这么远、这么深，除了本人卓荦杰出的天姿，背后最重要的功臣，当属他的嫡祖母冯太后。
一摆脱庸俗宫斗的才女
冯太后，北魏文成帝的皇后，是北魏实际执政时间较长、治理功绩非常突出的一位贤后。纵观北魏历代太后，冯太后功绩之优秀，用“没有之一”这样的形容词来评价似乎也不为过。
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帝国后，曾经建立过一项惨无人道的制度：子贵母死。北魏皇帝对后族干政有过历史性宿怨，早在部族时期就曾出现过强大的后族干预拓跋部权力继承顺序的事情，拓跋部首领对此耿耿于怀。而且还担心一旦有年幼皇帝即位，年轻的太后势必代为执掌皇权，这对皇族是极大的威胁。出于维护权力的本能，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初创这一制度，声称借鉴西汉时汉武帝立昭帝而先杀钩弋夫人历史经验，本质上还是出于对后族势力的担忧与戒惧。
自北魏第一代皇后刘皇后（明元帝生母）被杀，到太武帝、恭帝、文成帝、献文，连续五代皇帝的母亲都被这项残忍的制度处死，后宫妃子们无不以生男孩为取死之道，以至多有生儿后故意把孩子饿死的。冯氏被文成帝立为皇后，“侥幸”没有生育儿女，因此在文成帝死后安然成为献文帝朝的太后。
北魏历代的太后，要么是保太后——皇帝幼年时的保姆，要么与太子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名义上的嫡母。她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不惜亲自出手处死太子之母，另一方面为防报复，还要对太子母族的赶尽杀绝，每一次皇位继承都伴随着一场屠杀。长此以往，北魏后宫根本无法承担应有的辅助皇帝、权力过渡之责，而沦为比外朝更残酷更险恶的修罗场。冯太后一上位，就有意识地改变这种惨无人道的宫斗局面。
献文帝即位之前，其母李氏已被常太后处死。冯氏成为太后没有遇到什么挑战，便暂时停止了残酷的宫斗，后宫中没有掀起“例行”的杀伐贬斥，李氏族人也没有受到什么迫害，李氏之父李惠能够安然做官保全禄位。
冤冤相报何时了，结束宫斗是利人利己的好事。冯氏能有这样的见识，主要得益于她的出身。冯氏是十六国时代小国北燕的皇族，北燕源出慕容氏后燕。慕容氏在五胡中汉化较早、程度较深，冯氏北燕也是一个基本实现汉化的小国。冯氏自幼在汉化政权中耳濡目染，思维视野相对较高。后宫斗争虽仍无法避免——她也按旧法处死了生了太子的献文帝皇后，也就是孝文帝元宏的生母，但她能准确地抓住主要矛盾，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争夺外朝控制权上，这无疑极大降低了宫廷斗争的烈度，缓和了尖锐的内部矛盾。
政治文明、政治风气的改变，从大势上看取决于整个统治集团的演化趋势，但个别杰出人物的突出贡献，会为风气转变带来极大加速。冯太后的出现，不仅使北魏皇族家风出现良好转变，也推动国政出现积极变化。
二垂帘听政的一代贤后
公元465年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年仅十一岁，尚无亲政能力，冯太后春秋正富（时年二十四岁），事实上担负起决断大事的职责。
献文帝逐渐长大后，对这位只有名分没有血缘的嫡母很有意见，在大臣们的怂恿下想摆脱冯太后的控制。冯太后顾全大局，没有进行激烈地对抗，而是以亲自抚养年幼失母的太子拓跋宏（当时尚未汉化改姓）为由，退居后宫，还政于献文帝。
然而献文帝终究太过年轻，几个亲信大臣日夜进言离间帝后，献文帝始终觉得冯太后在背后操控朝政，如芒在背、痛苦不堪，于是不断发起咄咄逼人的反击，甚至一度要挟冯太后要把皇位传给叔父拓跋子推。此举意在以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办法，彻底从法统上解除冯太后的执政资格。决心不可谓不大，只是以侄禅叔太过惊世骇俗，招致朝野群臣强烈反对。献文帝仍不罢休，为示抵抗之意，转而把皇位传给拓跋宏，自己做太上皇。当时献文帝才十七岁，创下最年轻的太上皇纪录。
宫中本来和谐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帝后政治关系，因为献文帝的鲁莽操作终于悲剧性地走向激化。冯太后不得不出手夺回大权，献文帝后来在二十二岁的盛年去世，其死因秘而不宣，史家皆猜测是冯太后下了死手。
献文帝死时孝文帝拓跋宏才九岁，无法秉政，冯太后再度临朝听政。她并没有因为献文帝数年来不断作妖而心态失衡，不去搞政治报复和大屠杀，而仍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国理政上。
执政期间，冯太后推动了两项影响深远的政治改革：三长制和均田制。
立新意味着破旧。三长制对应的老制度是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一种基层户籍管理制度，基层社会由所谓的“宗主”进行管理。宗主，有的是以血缘为纽带聚集起来的大宗族的族长，有的是一乡一地的豪强。豪强管理乡里，最大问题是隐藏户口、截流赋税，与国家争利。“三长制”的大意是立党、里、邻三长，取代旧有的宗主，由三长负责检查核定户口，组织乡里基层的赋税徭役兵员征发工作，相当于官府在社会基层的延伸。新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吸食民脂民膏的豪强集团被斩断触角，国家收入增加，老百姓也能减轻负担。
均田制改革的性质，与三长制类似，从本质上看，都是改革胡人部族式政权弊病，效法中原汉人王朝体制模式，从历史潮流上看无疑是进步的。但任何深层次的改革，都会遭遇两大阻力：其一，都会触动旧有利益群体反对，甚至引发政治反抗；其二，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主推者甚至及身之年都不一定看到效果，有可能会遭受长时间质疑与非议。冯太后推行改革的治绩，远远没有开疆拓土、万里征杀那般耀眼吸睛，在大众印象中甚至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冯太后以一介女流，竟然能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其强大定力、胆量勇气和政治预见力，比之北魏道武、太武等武功鼎盛的皇帝，也是不遑多让的。
也正是这样一位强大的太后，才能培养出一位同样优秀的皇帝。
三孝文帝的政治导师
孝文帝两岁时，冯太后就亲自养育他。两人年龄只差二十六岁，名虽祖孙，其实情同母子。冯太后一生无子无女，对孝文帝的教育和抚养倾注了全部心血。
冯太后像大多数女强人一样十分自律，在宫中行事严格追求合乎礼法，严戒随性随意。当年丈夫文成帝去世，按惯例，大行皇帝的遗物都要焚烧掉。冯太后临灵而哭，作势要跳到火中为先帝殉葬。虽说不免有点惺惺作态，但她做得周正严谨，端方合礼，谁也说不出什么。
冯太后自己这么做，也要求孝文帝这么做。献文帝病重时，年仅四岁的孝文帝主动为父亲吮痈，献文帝爱怜地问他这是干什么，孝文帝答：“代亲之感，内切于心。”四龄幼儿做出这样的孝行绝非本能，肯定是冯太后调教出来的。
其余像相对节俭的生活习惯、对汉文化的高度兴趣、重视朝政多过宫廷生活，孝文帝的种种习惯和冯太后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最重要的培养体现在文化思想和政治理念。
冯太后对拓跋氏皇族的教育非常上心，曾在一道诏令中说：“自非生知，皆由学诲，皇子皇孙……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
对孝文帝则直接上手进行调教，冯太后文化水平说不上多高，但她贵在能以执政经验消化理解儒家传统文化，把其中最实用最好理解的东西咀嚼加工一遍，直接传授给孝文帝。史载冯太后“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少年孝文帝非常爱读，将其放在左右，随时查看。
在冯太后的“诲而不倦”的教育下，孝文帝养成极好的读书习惯，培养出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他动辄引用书传章句，对儒家传统有独到的见解。这为他日后全面转向汉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理念上的影响更加深远。冯太后推行的三长制、均田制在经济领域开动汉化基础，孝文帝跟着学跟着看，鲜明地看到汉化改制带来的巨大收益。古人讲：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好的改革也是如此，冯太后生前并没有一再叮嘱孝文帝要把改革继续下去，但改革成就已是天下人所共知，孝文帝看得真真切切，不用别人催，内心深处对汉化改制的认同已牢种其根、无人能撼了。
冯太后去世之后，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禁断胡语、改用汉姓、推行官员班禄，改革力度空前地大，触动的利益群体也远比冯太后时大得多，以至于招致朝臣大规模反对，孝文帝不得不以诈术实现迁都。面对这么大阻力孝文帝仍能坚持改革，政治底气哪里来的？毫无疑问是冯太后十余年临朝听政，一点一点为他积淀下来的。
田余庆先生曾总结十六国和北朝推动汉化的三位功臣，分别是前秦天王苻坚、北魏孝文帝元宏和北周文帝宇文泰。这三位中孝文帝改革最全面、力度最大，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客观地讲，北魏的汉化改革其实是冯太后与孝文帝共同完成的，只不过冯太后做的基础的、深层次的、不易观察到的部分，这才让孝文帝独擅汉化改革之光。
孝文帝对冯太后的感情十分深厚。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哀痛过度，不食水米，还要遵汉家古礼为冯太后守丧三年，在大臣力劝下才作罢。此举到底是不是像冯太后当年灵前跳火一样做给世人看的，我们无从推知孝文帝内心想法，但从实际情况看，孝文帝当时帝位稳定，无人能够威胁他，并无作态给世人的必要。有道是，生恩不如养恩。孝文帝能够顺利长大、完完整整地享受冯太后的“母爱”，相比前代皇帝们他幸福得多，哪怕是从最基本的感情逻辑来看，孝文帝对冯太后的孺慕感激之情，也是发乎本能、源自肺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