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昭烈皇帝刘备驾崩于此地。去世之前，他将三个年纪尚小的儿子和自己打下来的一片江山都托付给了丞相诸葛亮，并留下了“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言；此后的十一年，诸葛亮用燃尽自己生命的方式报答了刘备的知遇之恩和托付之重。这一段佳话，被《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盛赞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感动了四百年后的唐太宗，将此地名改为“奉节”，意在表彰诸葛亮之忠诚。
但是，鲜有人知道的是，在蜀汉灭亡之际，就在这座因夷陵之战失败而被改名“永安”的城中，也有一位堪称“奉节”的将领，困守孤城半年之久，他就是蜀汉的罗宪。
罗宪字令则，襄阳人，其父罗蒙曾任蜀汉广汉太守。身为从襄阳来益州的士人，罗宪在蜀汉的政治金字塔中生来就站在了最顶端。在刘禅立刘璿为太子后，他被拜为太子舍人，后来又历任太子庶子、尚书吏部郎等职，还曾奉诏出使过孙吴，获得了孙吴上下的一致称赞。
但是，相比于同样供职过东宫的董允等人，罗宪的升职速度就慢了许多（毕竟刘璿没当过皇帝），而且他还得罪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宦官黄皓。
董允去世后，黄皓与尚书令陈祗相互勾结，满朝文武如不阿附，就很难有升迁的机会，连大将军姜维都被他俩排挤到汉中去了。罗宪对这对黄金搭档相当看不上，从不主动攀附，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被从成都外派到巴东去当太守去了。
在黄皓的计划里，把罗宪派到黄皓是要整死他的：其一，巴东远离政治中心，去那里当太守基本就是政治生命的终结；其二，巴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右大将军阎宇，他是黄皓的心腹，让他当罗宪的直接领导，罗宪的生理生命还能不能维系恐怕都是问题。
计划很完美，也很有实现的希望。但是，黄皓忽略了一个不可控的变量，那就是曹魏的进攻。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曹魏大举南征，其中一支偏师从阴平偷渡，奇袭成都，蜀汉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私人恩怨也只能向国家利益让步了：蜀汉朝廷在请求孙吴出兵救援的同时；向驻扎在巴东的守军下了征调令，命令阎宇率领全部精锐西撤，巴东只留二千人给罗宪维持最基本的防务。毕竟，理论上，曹魏才是此刻最大的敌人，而东边的孙吴则是维系了四十年大体友好的盟友。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
当成都城破、刘禅出降的消息传至四方时，姜维、罗宪等各路蜀汉统兵在外的将领无不涕泗横流，素服三日；而当这个消息传到孙吴首都建邺时，吴帝孙休却立刻作出了一个和四十年前他爹孙权类似的决定：救援部队继续前进，目标改为偷袭蜀汉余部，抢地盘！
趁火打劫，背后捅刀，一直是孙家人的传统艺能。但是，在别人刚刚亡国的时候，以救援之名行打劫之实，实在是有点不地道；而且，他们的目标城市还是永安，一座承载了蜀人太多和孙吴有关的痛苦回忆的城市。可想而知，孙吴的行为会招致多么强烈的反抗。
当然，在抵抗吴军侵略之前，守将罗宪还需要解决人心的问题：整个巴东郡人心惶惶，不少地方官和守将带头弃城逃跑。罗宪虽是文臣出身，手却一点也不软，直接当街砍了一个准备跑路的倒霉蛋，这才稳住了士气。随后，他对城中军民发表了一段演讲：
“兄弟们！我们大汉刚刚遭遇了如此国难，都城沦陷，天子蒙尘，奇耻大辱啊！可是我们的邻居吴国人在干什么？他们不但不帮我们渡过难关，还想趁机偷袭我们！大汉已经无力回天了，他孙吴还能顶多久？我们难道能做吴人的俘虏吗！”
动员令一出，城中军民无不心怀激荡，缮甲厉兵，三军用命，拼死守城。吴军对永安发动了无数次进攻，都被罗宪击退，双方从头一年十二月拉锯到了次年五月，吴军数次增兵，连陆逊的儿子陆抗都被调过来参战了，依然毫无起色。当然，永安城内也是死伤大半，还流行起了大瘟疫。有人劝罗宪不如带精锐突围出城，罗宪正色道：
夫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弃之，君子不为也，毕命於此矣！
当然，虽然罗宪已经抱定必死之决心，还是不能坐在永安城里等死。他一边继续指挥战斗，一边派部下向驻扎在不远的曹魏安东将军陈骞求援，还把印绶和质子（当人质的儿子）也一并送了过去。曹魏方面一开始按兵不动，直到吴军再次增兵三万时才派人前往救援。吴军见曹魏也下场参战，只得灰溜溜地撤退。
罗宪投降曹魏后，先后被拜为凌江将军、冠军将军，并参与了对孙吴的战争。此外，他还积极向朝廷举荐人才，而他举荐过的人才里面，有一个来自巴西的史官，叫陈寿；还有一个祖籍琅琊的年轻人，其祖父在蜀汉位极人臣，叫诸葛京。
（在这里需要称赞陈寿，虽然罗宪是他的举主，但是在《三国志》原文中，他只是简简单单地提了罗宪一句：“（霍）弋与巴东领军襄阳罗宪各保全一方，举以内附，咸因仍前任，宠待有加。”而有关罗宪困守永安半年的记录，主要来自于裴松之注引的《襄阳记》。）
罗宪守永安，在道德上是一件不太好评价的事：困守孤城固然值得称赞，但是遣使向曹魏请降称臣又确实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考虑到此时刘禅已降，并且向全部在外的将领发出了要求向魏国投降的诏令，姑且就当作这是罗宪对刘禅的最后一次忠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