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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苏的典故:从“辟疫”到“祈福”——一杯酒的文化演进史


两千年前,东汉,一场伤寒侵袭了一个两百余人的家族。十年之内,近百人因此毙命。作为家族一员的张仲景,虽被后人称为医圣,却是捶胸顿足、无计可施。

此后不久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瘟疫又一次横行。曹植将当时的惨状形容为“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哀鸿遍野之下,一位英雄横空出世。传说每年除夕,他都让邻里把一个药囊浸到井里。正月初一,取井里的水倒入酒中,一家人面向东方,由年幼至年长者,依次喝下,连喝三天,可不染瘟疫。

清乾隆 金瓯永固杯

这一药方最早见于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含中药七味:大黄、川椒、白术、桂心、桔梗、乌头、菝葜,名“屠苏酒”。另有一方加进了防风。这几味药大多有益气活血、祛风散寒、安和五脏之功效,后代典籍也多有著录,如明《本草纲目》载,“元旦饮之辟瘟疠”。千百年传承间,此方偶有改良,如唐《四时纂要》中将菝葜改为虎杖,唐《备急千金要方》、宋《伤寒总病论》等则调整了各味药的配比。一次次地引用与修改,说明历代医家对此方的认可。

许是大家面对瘟疫的忐忑,许是医家的肯定与推广,屠苏酒渐渐成了家家户户的春节日常饮料。自唐至民国,人们延续着晋代的认知与饮用传统:契丹贵族出身的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之时,曾写下“辟疫屠苏饮一杯”,充分肯定了屠苏酒的祛疫防病之能;依旧是春节饮用,一首首《元日》《元日试笔》中,飘荡着屠苏酒的清香;依旧是幼者先、长者后,明代大书法家文徵明从中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后饮屠苏且笑歌”。由是,每年春节的一杯屠苏酒渐渐演变成了团圆的标配。

独在异乡为异客之时,也与同僚共饮,或是独饮。团圆酒前,有每逢佳节倍思亲,“思家心断屠苏酒”;有子欲孝而亲不在,“谁向泉台致一尊”;也有遍插茱萸少一人之感,“酒进屠苏少一人”。或许因为屠苏的祛病功效,以及长者后饮的风俗,屠苏又有了延年益寿之意。晚辈向长辈奉上屠苏酒,即是奉上了长寿的祝愿。

就屠苏酒的饮具而言,似乎是凡酒杯皆可。北宋晏殊笔下,屠苏以“金斝”盛饮,最为奢华。宋代,斝用以饮酒、祭祀,常见玉制,有祝寿之意。金斝当更为稀有珍贵。银杯灼灼,亦满载屠苏。

1192年,鬓角斑白的陆游被削职罢官已两载。又是一年除夕夜,67岁的诗人看着万家灯火,听着爆竹声声,回忆起了过往经年。儿时的壮志凌云早已远去,自觉雪染双鬓、时日无多,叹自己识别世事晚慢。难以遣怀,只有命儿子“明当满奉屠苏觥”——用屠苏敬一敬你的老父亲吧!诗中所称之“觥”,据宋代郑獬所记,或为角形酒杯,有以犀牛角为之。

早年,陆游也曾对新一年充满期待:“美哉丰年祥,入我屠苏觥”。80岁时,陆游虽感家贫衰弱,却好在有屠苏酒,可以让衰弱的他饮“一卮”。卮,即单耳杯,形制承自商周青铜器。或觥或卮,屠苏酒伴随着陆游的一个个除夕、初一,肇始着丰年,亦抚慰着衰年。

最具特色的酒杯当属海螺杯。唐代有人用之,明代亦有人用之。宋代欧阳修曾评价说一个海螺值千金,见其稀罕珍贵,似不输晏殊的“金斝”。

在最早的记述中,葛洪称屠苏酒为华佗之法。但葛洪著书之时,华佗已死近百年。此后,又有轩辕黄帝、孙思邈等人创制之说,似更无依据,但也说明“华佗”之说未被广为传播。

屠苏原意指某种草,有紫苏、菝葜等不同说法。古时,南方一些地方有在房屋上绘屠苏的习俗,故屠苏后用以代指草庵、房屋。唐韩鄂《岁华纪丽》中提到,以前有个住在草庵中的人,每年除夕夜里给邻里留一服药,用法与葛洪描述的相同。后来人们得到了这个药方,但不知那人姓名,只能以草庵的别称,称药帖为“屠苏”。《本草纲目》也引用了这一说法。

创制之人自华佗,至黄帝、孙思邈几易,但“屠苏酒”之名千年未变,带着股草根气。韩鄂“草庵人遗药帖”更像是关于屠苏酒的一个美丽神话:居于草庵之中,不留名姓,仿若隐居尘世的扫地医僧,又似救人于瘟疫水火的仙者,在历史上来去无踪,化为一剂药酒,安抚千百年间的万家灯火。金斝银盏、犀觥螺杯,承载之物无论多么光鲜耀目,却无改其瓦盘粗陶的草莽属性,带着茅屋可能为秋风所破、却一心泽被天下的豪气。

今天,美国研制一款新药可能要花十年时间,投入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不久前,比尔·盖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发文呼吁,在大流行病期间,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不能只是价高者得,而应让身处疫情中、最需要的人也能买得起。屠苏酒的药方中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材,草庵中送来也不求回报,正合于盖茨的呼吁,也是千百年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无论贫富,人人皆得饮一杯,似乃屠苏酒的真谛。

至清代宫廷,屠苏酒又有了新的演进。

每年的正月初一子时,养心殿东暖阁。乾隆皇帝皆端坐案前。书案上置紫檀木小香几一对:其一陈设玉烛长调烛台,象征风调雨顺;另一设金瓯永固杯,象征江山永固。

将要举行的,是每年正月初一上演的“明窗开笔”仪式。乾隆皇帝将饮下屠苏酒,点燃玉烛台上的蜡烛,再用万年青笔,饱蘸朱墨,写下“时和年丰”“丰年物阜”“三阳开泰”等新年吉语。清宫中的这一仪式始于雍正时期,乾隆、嘉庆一以贯之,至光绪帝仍照此行事。

清代的帝王们认为,他们通过做文章、批奏折,得以日理万机、统治天下,故手中之笔关乎国运民生,似承千钧之重。天子以新年第一笔字写下吉祥的祝福,意在为天下祈福。吉语书毕,便入匣保存,子孙皆不许开看,似是天子向“天”祈祷,似有天机不可泄露的意味。仪式中饮屠苏,似也颇具象征性,有天子代天下人饮、盼天下人皆远离病疫之意。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乾隆赐宴太和殿。乾隆手捧玉爵,与席间众人同饮屠苏酒。

明窗开笔时陈设之金瓯永固杯与宴饮的玉杯,皆以爵为形。乾隆以爵饮酒,上承宋明乃至商周祭祀之风。明窗开笔时,或是宴会中天子与众亲臣同饮屠苏,都极富形式感与象征意味,已近乎国家仪礼,正如乾隆赋诗所云,“玉爵屠苏百礼洽”。重在防病,亦在“礼”。屠苏从个人死生、家庭欢聚,延伸至国家层面,成为国家仪轨的重要一环,成为国泰民安的重要象征。

国人与疫病的抗争,蔓延了千年。张仲景有感于族人离世的切肤之痛,发奋著成了《伤寒杂病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广为采用的“清肺排毒汤”,便由此书中的多个方剂优化组合而来。两千年前的悲痛,终化为今日我们的力量源泉之一。

相比医书,屠苏酒显得更接地气,更加“深入人心”。或许类似于放鞭炮,人们忘记了驱赶怪兽“年”的“初衷”,却留下了年年不变的习俗,成为春节里热闹的一抹烟花。一个个个体、家庭的悲欢离合,天伦之乐,长寿之愿,平凡的祈愿皆融汇于杯酒之中。它没有富丽堂皇点缀,起自平凡,归于平凡。

千年后,屠苏酒的习俗随风而逝。人们甚至还发现,“乌头”这味药毒性颇大。但相比事后的治疗之法,屠苏酒这一剂预防性质的药酒,更像今日的疫苗,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回味故纸堆中的一个个家庭,面对东方,阖家共饮,有种温暖而神秘的仪式感;点点滴滴融汇成一个民族共同的祈愿,成为元日国家之礼。年复一年,“治未病”的理念与仪式般的坚持,传递出先人对大自然的谦卑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