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成熟的革命左倾空想主义冒险派，差点毁掉红军的博古，最后却成为了毛主席的忠实拥护者，在他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秦邦宪（博古）
事情要从1931年1月7日说起，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组织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宣部的秘书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当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夺取了党中央领导地位。
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错误统治，给中国的革命带来了特别严重的危害，几乎将革命部队红军完全葬送。
而王明最大的帮手就是博古。那么，博古是怎样成为了王明的帮手，又是怎样最终迷途知返成为毛主席的拥护者的呢？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17岁参加了革命，19岁不幸被淞沪警察厅逮捕。
但博古顽强不屈，经受住了考验。被释放以后，于1926年的冬天前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秦邦宪按照俄语的发音给自己取名为“博古诺夫”，学成归国后，干脆就改名为了“博古”。
因此，博古这个名字就传开了。而博古和王明的相识是在苏联。
王明要比博古早一年去往中山大学，恰好时任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米夫特别赏识他，虽然当时王明表面上只是中山大学的一个秘书，但实际上王明已经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的实权。博古到了中山大学后就跟随在了王明的身边。
1929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先是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来被调往了中央宣传部做秘书。1930年的5月，博古归国，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劳动部》报纸。那时，向忠发是中央总书记，可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占据党内的统治地位。
后来，王明将当时一起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博古、何子述、王稼祥找到一起，讨论反对李立三的可能性。博古说了他对中国形势的认识，表达出了对向忠发和李立三的不满。其余两人也表示赞同。
而这正是王明想要看到的。
于是在后来举行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博古率先发言，矛头直指李立三，表示对李立三的讲话提出反对意见，王稼祥和何子述相继表态赞同博古。
王明最后总结指责李立三在“左”倾的掩护下，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说李立三的报告是布朗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主义的混合物，对中央的工作毫无意义。
向忠发和李立三看王明四人俨然成了一个小团体，说不过就来硬的，在几天后将四人调离了中央机关，对博古、何子述、王稼祥进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王明进行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王明和博古因为害怕被开除党籍，就不敢再提反对意见了，转而宣传起了李立三的主张。但是革命是不能向李立三那样搞“左倾”空想冒险就能成功的，随着暴动和罢工的失败，各地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严重打击，革命力量被狠狠削弱。
那么博古等人又是怎样几乎将红军葬送的呢？
时间来到1930年10月，陈昌浩和沈泽民从莫斯科回国，他们还带来了米夫的意见，说李立三的组织路线是错误的。
这个消息对王明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他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博古，于是两人联名向中央写信，批评李立三的政治路线。
王明
这时，米夫又秘密访华，在米夫的运作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鲤鱼跃龙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还兼任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至此，王明进入了中央的领导核心，上任后王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心腹博古提任为共青团中央书记。
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后，实行的依旧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在国民党占领区推行“进攻路线”，导致各地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大批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出现了这种事情，王明已经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没有人再相信他，于是王明在10月18号逃离上海前往苏联，出任了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
王明在离开前，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决定以博古、张闻天、卢福祖、陈云、李竹声、康生六人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的晋升之路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年仅24岁就成为了当时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王明远在苏联，却通过博古遥控着中国革命，博古也没让王明失望，盲目地执行着王明的左倾路线，这给中国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博古便按照王明的指示迁往了江西。博古到达江西后，又成立一个中共中央局，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一切政治革命工作。
但博古自己不懂军事，所以就将在远东局工作的李德调到了江西，担任军事顾问。就这样，差点将红军葬送的博古、李德二人组初现端倪。
按理来说，军事顾问应该只有建议权而没有指挥权，更没有决定权，但是博古却给了李德可以越职位指挥的权力。
李德
1933年的秋季，蒋介石的国民党调动了百万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博古和李德的死守阵地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背水一战，伤亡惨重。10月10号，中共红军总共8.6万人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在湘江血战后，红军伤亡五万人左右，锐减到了只剩三万多人。
博古成功渡江后看着满江漂浮的红军士兵尸体，以及疲劳不堪的红军队伍，他悲痛欲绝，在巨大的自责和绝望中，博古拿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想要自杀谢罪。
红一方面军的政委聂荣臻看到后赶紧租住了他，聂荣臻劝导说，越是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领导者就越应该冷静，要勇于负责。
1934年12月12号，在湘西通道县的一个小村子，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红军后期的战略方向问题。
会议上，李德依旧顽固地坚持要和红二、红六方面军会合的想法。毛泽东反对说，此时让红军北上就是自投罗网，自己钻进蒋介石的陷阱，现在只有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进军，才能够争取主动。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只是李德依旧一意孤行。这时，一旁沉默的博古终于开口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放弃原计划，按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执行。”
这场会议之后，红军前往贵州占领了遵义，1935年1月7日的凌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即将来临。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军事方面的报告。发言结束后，毛泽东就对博古的报告提出了反对意见，会议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大部分人都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只有凯丰反对，就连厚道的朱德也表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博古平静地听完了一面倒的批评和谴责，即使痛心，但为了大局，服从了会议作出的决定。
会议最终决定，由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周恩来本提议由毛泽东替代博古，但毛泽东考虑到给莫斯科一个交代，同时团结留苏回国的同志，决定让张闻天先做一段时间过渡。
遵义会议
至此，博古带领共产党走的弯路终于结束，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班子下越来越强，博古也重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改头换面重新干革命。
博古的成长在后来的重庆谈判事件中也得以显现。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和博古以及叶剑英参加了谈判解决工作，博古明确表示，虽然我也痛恨蒋介石，但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7年11月29号，博古以前追随的王明和康生等人抵达看延安。王明还做了长篇报告，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此时博古已经成熟很多，见王明说的和毛泽东的意思有分歧，他选择了与王明保持距离。
1938年的9月2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了王明的错误指挥。
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博古也松了口气，他终于没有再站错队伍。博古虽然政治和军事能力不行，但他的办报纸的能力非常优秀。
1943年夏，国民党调动了20万大军进攻延安，毛泽东写了《质问国民党》等文章，博古紧随其后写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旗帜”概念的人。
随后，博古还写了《本报创刊一千期》，成为了解放区新闻方面最有权威的指挥官之一，毛泽东也称赞他干得好。
博古和毛泽东还一同被誉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延安新闻纪念馆为二人都塑造了铜像。
可惜的是，1946年2月，博古去重庆参加宪章审议工作，4月，由于一些重大问题需向中央请示，博古与王若飞等人乘飞机赶回延安，结果途中不幸遇难，年仅39岁。
博古其实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因为太年轻犯下了错误，但他知错能改，找到正确的方向后洗心革面，最终将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举足轻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