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这四位皇帝都曾发动过毁灭佛法的运动，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受打击，佛教史上把这四次合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基本结论：三武一宗发动灭佛运动，原因各不相同、每次的动机也相当复杂，虽然都能看到儒道两教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世俗皇权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及国家经济实力，自上而下发起的大规模行动。
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徭役、租税，而北魏太武帝立志要统一北方，壮大经济、扩充军队，与佛教的发展形成了尖锐的利益冲突。
另外，太武帝信奉道教，不仅设立了天师道场，还自称太平真君、亲受符箓，改年号“太平真君”，十足一个道教徒。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当时太武帝的宠臣崔浩当了大司徒，又结识修持五斗米道的寇谦之，两人一起信奉道教，相互阐发学习，每次喝茶论道，无不欢欣鼓舞，深得老庄三昧。在寇谦之的鼓动下，崔浩上书太武帝，推动灭佛运动，正中太武帝下怀。
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开始，灭佛运动持续了6年时间，长安的沙门被诛戮，天下经像被焚毁，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无一幸免。直到450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令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很多民众为了躲避苛役重赋和动乱局势，相继信奉佛教或进入寺院成为佃农。鼎盛时期全国的佛寺超过了5万座，僧、尼数目不低于400万之巨，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分之1，明显跟中央争利。这促使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虽然周武帝个人十分推崇宗教思想，但是更看重世俗权力。于是针对全国宗庙推行了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重新还俗，大大缓解了北周的财政压力，推动北周快速扩军。
从唐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迎奉佛骨于法门寺开始，到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时仍持续尊崇佛教，僧尼数量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唐宪宗的时候，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就极力反对佛教。为了抑佛，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便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韩愈的言行让宪宗很是不喜，盛怒之下欲处韩愈以极刑，最后把他打发去做潮州刺史，眼不见心不烦。
唐武宗继位后开始灭佛，始于会昌初年（841年），到会昌末年达到高潮。僧尼不论有没有度牒都要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都销熔铸钱或铸为农具。灭佛的结果是“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缴良田数千万亩，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会昌法难给佛教以沉重打击，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大量经籍散佚。
净土宗六祖
有唐一代释、道、儒三教都很繁荣，相互竞争也很激烈，并且出现儒道合力排斥佛教的现象，但到中晚唐时期三教的相互融合吸收取代排斥竞争成为主流。
在几次灭佛事件里，后周世宗的灭佛影响十分深远。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在整顿佛教的同时保留不少寺院与僧尼。
之前整个佛教已经是勉强维持的阶段，在周世宗灭佛之后，更是萧条。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争斗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规模都比较小，三教教义相互渗透融合，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更进一步。
从历史上看，三武一宗的几次法难确实有儒佛道三教之争的影子，但如果说主要由教争引起，则与历史相去甚远，是非常肤浅的认识。历次灭佛的根源，还是因为当权者巩固统治、加强国家经济财政实力，根本原因是出于经济考虑。
经历几次大规模的灭法运动后，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汉传佛教八宗只有净土宗和禅宗还能持续发展，禅宗因为自耕自食的教规，在劫难里损失最小，最终得以发扬光大，在汉传佛教占据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