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的微博朋友圈应该都被韩国平昌冬奥会刷屏了吧。
除了在短道速滑上中国队又被黑、集体食物中毒、中日韩三国网友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骂战以外，更让咩咩这个花痴少女关注的，当然是羽生结弦这位可爱又帅气的小哥哥啦！
啊呸，其实咩咩更关心的，是咱们中国队的表现啊！
中国人参加冬奥会的历史其实并不长，直到1980年才第一次派出代表参加了第13届冬奥会，斩获首枚金牌是2002年的事情了。
相比之下，咱们参加夏季奥运会的历史可久远得多，早在1932年，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就代表中国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
而他之所以能参加，都应该归功于一个人——张伯苓。
01
张伯苓的头衔有很多，他是中国奥运之父，最早将“奥林匹克”的概念带入中国，最早发起申奥活动，也主导了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他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一手建立了整个南开教育体系，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办者”；
他是周恩来最尊敬的老师，更是驰名中外的教育家；
此外，他还是西方戏剧和音乐在中国的最早倡导者、体育教育的先驱···
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博士，也是南开大学的校长，更是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可以说，一个读书人所能到的巅峰，他都做到了。
但其实，一开始，张伯苓是一个军人。
他出生在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家国离散，有志青年无不思忖救亡图存之道，15岁那年，张伯苓响应时代号召，考入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考试次次名列前茅，四年学成后，他被派往威海卫北洋舰队实习。
北洋舰队官兵
时值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日本的坚船利炮下全军覆没，张伯苓虽未参与战争一线，却亲历了受降仪式。
受降的场景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感到分外屈辱，更让他满怀激愤。
战败后，因为水师再无船只，他闲居在家一年，娶了房媳妇，没想到，这个媳妇久患痨疾，大婚五日后便去世了。
事业家庭的双重打击让他几乎要自暴自弃，好在一年后，他终于接到通知，被派往重新组建的同济舰服役。
北洋舰队时的张伯苓
本以为是事业的新起点，却没料到是又一重打击。
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眼睁睁看着船舰上日本的太阳旗被降下，升上大清的龙旗，第二日又被降下，换成了英国的米字旗。
这算是清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了失地，又拱手让给了英国。
张伯苓看到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心灰意冷，认为海军救国无望，申请退役，回家当了教书先生。
02
弃军从文，他转换观念，认为“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回乡教书的时候，他认识了当时天津有名的书法家严修，两人志趣相投，开始了共同办学之路。
当时那家只有6个人的私塾，便是后来享誉中华的南开大学的滥觞。
清末的私塾，虽也教授新式学问，却依然以四书五经为主，张伯苓很不满。
日本能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强大起来，张伯苓认为与他们的教育分不开。
1903年，趁着学堂暑假，他东渡日本取经，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深受启发。
回国后，他就和严修商量着，合并两家学堂，成立“私立中学堂”，也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
严修与张伯苓
1917年，张伯苓又前往美国考察，回国后着手开办南开大学。
但办大学与办中学堂不同，这需要一大笔经费，张伯苓白手起家，经过多年发展，虽已成为了天津小有名气的乡绅，但筹措一所大学还是远远不及的。
为了筹钱，他一点一点地去募捐，到处举行演讲、义卖，甚至因此得了个“化缘和尚”的外号。
天津的乡绅们一看到他，就要开玩笑：“张校长又来要钱了。”
但张伯苓并不以为意，他说：““我虽然有时向人请求捐款时，被拒之门外，的确有辱颜面，但我并非乞丐，我是为兴办教育而化缘，并不觉得难堪。”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9年，南开大学终于开办，当时北京、上海的新式学校都只开设文、史、法等科目，南开大学却学习西方大学，特设理科和商科。
南开早期建筑
时局动荡，连国立燕京大学都因资金缺乏付不出教师薪资，难以为继，南开大学却凭着“化缘校长”一趟趟出入教育部大厅、一家一家敲开乡绅的大门、一场又一场的募捐演讲，获得了资金，陆续开办了南开女中、小学部和重庆分校。
“南开，难开，越难越开。”这是张伯苓的口头禅。
张学良
03
张伯苓能办成南开，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张学良。
据说，两人相识于张伯苓的某次演讲。
那次演讲的主题是“中国之希望”，张伯苓年届四十，口若悬河，慷慨激昂。
“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
这番演讲词在听众席上爆发阵阵掌声，也鼓舞到了台下坐着的张学良。
那时，张学良还是仅有16岁的翩翩少年，家世显赫、人人追捧，但他却陷入无端的愁苦烦闷之中，用现在偶像剧的套路，就是“我虽然有钱又有权是个高富帅，家里有皇位等着继承，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张伯苓的那句“中国不亡吾辈在”，一下子就敲响了张学良脑海中的一根弦，拨云见雾。
多年以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半生再被放出，面对记者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张伯苓先生！”
那次演讲后，张学良和张伯苓相识，两人竟相当契合，成了忘年交。
张伯苓要办南开，张学良不假思索就掏出20万银元，后来又不断捐资，甚至将东北军在天津小站营地的千亩稻田交给张伯苓出租，租金全归南开办学。
后来，张伯苓又帮助张学良成立东北大学，推荐得意门生任教、将得力助手借给张学良办校。
由于东北大学多方面学习南开经验，效果卓著，沈阳媒体报道：“南开精神已由白河之滨移来辽河之滨了！”
04
在教学理念上，张伯苓总是独树一帜。
他极力提倡素质教育，在音乐、戏剧、体育上全面发展，尤其看重体育。
还在办私塾时，他就很看不惯士大夫那种宽袍孱弱的样子，他搬来两把木头椅子，当中放根长棍，让学生练习跳高。
后来办了学校，有了设备，他更加重视体育锻炼，曾说：“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校长”。
当时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寻求富强救国的办法，有人提出了“强国必先强种”的理论，搞西方种族优越论。
日本就是这样，“文明开化”提倡日本女人和白人男子结合，改良黄种人的基因。
张伯苓却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他认为，近代中华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贫、散、私”五端，其中“弱、散、私”三病均可通过体育来根治。
张伯苓在校运会上
因此，无论南开的教育经费如何捉襟见肘，体育上的投入永远是最大的。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在校生不过千余人，却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以及两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
每天下午三点半以后，就是雷打不动的体育课，所有的学生都要到操场集合锻炼，考试不及格的人还要“特训”。
无论学生的学业有多优秀，体育不合格，都没法毕业。
正因为对体育的重视，也让张伯苓对奥林匹克格外关注。
早在1907年，他就在学堂运动会上发表演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
他还参与创建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亚运会前身），促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洲际竞赛；
他发起创建的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在1945年，他还参与发起了中国人举办奥运会的活动。
刘长春
在中国的奥林匹克道路上，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刘长春代表中国参赛，张伯苓说服了国民政府，并亲自替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张学良在此事中也出力不小）。
虽然刘长春并没有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名次，但这是中国人向奥林匹克迈出的第一步！
刘长春出征归来，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道：“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05
除了体育，他对学生的其他素质教育也非常关注，尤其看重人格教育。
有一次，他看见一名学生吸烟，连手指都被熏得焦黄，可见是个老烟枪，于是出言批评。
那名学生却反驳道：“先生你不也抽烟吗？怎么说我呢？”
张伯苓沉思后，说：“你的问题提得很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并当即折断了随身携带的烟杆。
从此以后，南开的学生，再没有吸烟的，张伯苓也终身不再吸。
有这样以身作则的校长，学生想不成材都难。
平时，张伯苓就很注重和学生的交流，刚开始办学堂的时候，他很爱叫学生去家里吃饭，顺便显摆夫人（续弦）王氏的手艺。
南开中学办起来后，学生越来越多，他心痛地大喊：“家里都被你们吃空了！”
等到大学落成，他就再也不提请吃饭的事儿了。
张伯苓的学生中，有一位不能不提，那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前排左一）在南开中学课堂上
周恩来刚刚考入南开中学时，不过是个清贫小子，张伯苓主动免去他的学杂费，还关照他做一些抄写、镌刻的杂事挣零花。
周恩来常去张伯苓家中，两人对坐长谈，唾沫横飞；在学校，张伯苓又引导他参加曲艺社，广交好友，陶冶情操。
可以说，张伯苓对周恩来一生价值观的养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两人相交近40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统战范畴。
南开时期的周恩来
解放战争后期，张伯苓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深居简出、苦闷至极，周恩来特地请友人关照他的安全。
在蒋介石的多次相邀下，张伯苓决定去往台湾，是周恩来写了一封短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使用的笔名，这封信，打的是感情牌。
张伯苓接到信后，立刻拒绝了蒋介石同趟飞机去台湾的请求，留在大陆。
06
在南开，张伯苓有个外号，叫“巍巍大校长”，不但是因为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更因为他品格高尚，令人敬仰，
然而，这位巍巍大校长也有受人质疑的时候，1924年，南开学生宁恩承在校报上发表《轮回教育》的檄文，批判张伯苓泥古不化、脱离实际。
原来，当时南开学习西方教育体系，老师大多有留洋背景，教材也有很多是英文，连解剖的蚯蚓都要从美国进口，全盘西化，宁恩承写道：“学问吗？什么叫作学问！救国吗？这样便算救国吗！”
风波越来越大，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师生矛盾尖锐，张伯苓调解不开，竟然打算撂挑子不干，辞了校长之位。
学生这才慌了，很快做出了让步。
事后，张伯苓也反思了自己，“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决定改革，办“土货的南开”、“扎根本土实际”。
知错就改，虚心接受学生的声音，这又是他品格高洁之处。
南开从创办伊始，就是为了“救国图存”，时局在变，办学方式也要跟着变，唯一不变的，是那颗救国爱国的赤子之心。
七七事变后，日军对南开校园轮番轰炸，将诺大的学校变成看废墟，大学部迁往长沙，后又和清华、北大组成西南联大。
张伯苓与西南联大师生
张伯苓说：“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的某次沙龙上，主持人对张伯苓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
他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有什么样的老师，自然教得出什么样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毅然选择留在大陆，蒋介石亲自登门请他去台湾，他说：“我不愿离开南开学校”。
这所学校，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更是他一腔赤子热血的化身。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中风逝世，享年75岁。
他的遗嘱中写道：“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今天，是老先生逝世67周年忌日。
南开系列学校历经百余年风雨，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骄子；
中国奥运之路辉煌璀璨，年年佳绩、世界瞩目；
富强康乐的新中国正昂然挺胸，无人敢再称东亚病夫，
这盛世，正如您所愿！
